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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大时代的大著作

2013-12-3 11:28|查看: 3696|评论: 0

摘要:   印度的刑罚。  《欧洲形成中的亚洲》作者:唐纳德·拉赫 等版本: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弗朗西斯·罗宾逊评价这部巨著时说:“伟大的历史主题呼唤着伟大的著作。吉本的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、汤因比的《历史研究》 ...

  印度的刑罚。

  《欧洲形成中的亚洲》

作者:唐纳德·拉赫 等

版本: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

弗朗西斯·罗宾逊评价这部巨著时说:“伟大的历史主题呼唤着伟大的著作。吉本的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、汤因比的《历史研究》、李约瑟的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,都是足以匹配并与它们所记述研究的那个伟大时代争辉的巨著。拉赫的《欧洲形成中的亚洲》也属于这类巨著。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念,也为新的历史观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与思想素材。”

□书评人 周宁(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)

一个人年轻时偶然闪过的念头,可能决定他一生的事业与生活。二战最后那几年里,拉赫在西弗吉尼亚大学读书,听教授们讲世界现代史。让他感到困惑的是,地球上百分之十的土地的历史,竟然占了全球历史的百分之九十的篇幅。世界现代历史成了西方文明影响世界的历史,辽阔古老的亚洲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竟然毫无作为、无声无息。这可能吗?拉赫决定研究现代历史上亚洲对欧洲的影响。

对中国的向往诱发了欧洲中世纪晚期的“改革开放”

拉赫少年气盛时没有想到,这项研究竟然耗尽他一生的精力。他贸然闯入一个广阔无边、繁复无尽的世界,许多奇迹般的人与事,让他流连忘返。马可·波罗那一代人渡过地中海在西亚登岸,渐行渐远,不幸的人已经死在路上,幸运者终于到达天堂般的印度与中国。那时候他们将这一地区统称为印度,今日的印度为下印度,中国为上印度。印度盛产胡椒香料,运回欧洲可以发大财;中国的财富运不走,只能带回关于中国的传说。中国土地辽阔,从西到东要走一年半,中国城市繁华,杭州城有一万座桥、一万两千条街,仅杭州城里的船就比整个欧洲加起来都多……离奇的事多了,回到欧洲讲述这些天方夜谭的幸运儿,都成了“吹牛大王”。

需要我们细加揣摩的是当时欧洲人的心理,为什么一边不信他们的故事,一边又热衷于倾听并传播?蒙元世纪欧洲流传最广的三大东方游记分别是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、《曼德维尔游记》与《鄂多立克东游录》,这些游记是那个时代欧洲的“畅销书”,保存至今的《曼德维尔游记》的手抄本有300种之多,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有143种,《鄂多立克东游录》70余种。蒙元世纪欧洲旅行者把对世界“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”。

对中国的向往诱发了欧洲中世纪晚期的“改革开放”。哥伦布、达·伽马们是为了寻找通往中国与印度的新航路,发现了世界。中国的指南针为他们在横渡大洋的航行指引方向,中国的火药为他们的船装满火炮,200年后,欧洲人横行世界大洋。一位葡萄牙海军司令告诉他们的国王,葡萄牙舰队在东方大洋上凯歌般行进,连天上的飞鸟看见他们都会吓得掉下来。门多萨是西班牙修士,从入奥古斯汀修道会那时起,就发愿去中国。遗憾两次中国之行都半途而废,第一次他随西班牙舰队到马尼拉,与中国只有一水之隔,却被教廷调回西班牙;第二次受国王委派率领一支传教团前往中国,只走到墨西哥就掉头返回了。一再失望回到西班牙后,门多萨受诏去罗马,教皇让他写一本介绍中华帝国的书。1585年,《大中华帝国志》在罗马出版,同年就再版于西班牙的瓦莱西亚与意大利的威尼斯。到1600年,《大中华帝国志》的意大利语本已印出19版,西班牙语11版,法语本出版于1588、1589和1600年,“舰队年”(1588)伦敦出现了英语译文,最初的德语、荷兰语译本面世于1589(法兰克福)与1595年(阿克默尔与阿姆斯特丹)。不出15年,《大中华帝国志》在欧洲已有7种语言的46种版本。

门多萨没有到中国成为一位成功的传教士,却因为写中国成为一位成功的畅销书作家。他对中国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好感,介绍中华帝国疆土广阔,全国有15个省,每个省都像一个王国,首都在北京与南京;有人类最长的历史,一直可以追溯到“大洪水”时代;中国的天子统治着最广袤的国土与最众多的人口;在中国居住的还有摩尔人、蒙古人、缅甸人与老挝人,偶尔也能见到欧洲人。中国文明程度高,在很多方面都值得称道,但最令人仰慕的还是它的政治制度。帝国的首脑是居住在北京紫禁城深宫里的皇帝,由几位大学士组成的内阁是帝国政治的实权机构,它举荐朝臣与外省的总督、负责管理各省地方衙门的政务、军事与监察。中国司法严明、酷刑尽管不太人道,但保证了社会治安。中国的行政制度是议会制,由经验丰富、德高望重的议员集体决定政务大事。由于监察与惩戒的严厉,中国官场几乎杜绝了贪污受贿!总之,“这个强大的王国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已知的统治最为完善的国家……”

印度远比中国复杂多样

欧洲人成功了,航海、贸易、传教,先横行东方大洋,再潜入亚洲内陆,虽然此时欧洲文明已经表现出某种相对的优势,但欧洲人依旧对亚洲文明充满向往与敬仰,尤其是对中国。印度的情况比中国复杂。那里政治不统一,文化多样,尽管早在1498年达·伽马的船队就到达卡利卡特港,不久在果阿建立了殖民地,但一个世纪以后,他们对印度内陆的了解也不甚了了。

葡萄牙殖民者忙于贸易与传教事务,其他国家的旅行者来到这里,旁观者清,可能提供更细致客观的信息。荷兰人林斯乔坦在果阿的葡萄牙殖民机构供职,描述葡萄牙殖民者的生活,他们傲慢无礼,把自己养得肥胖,生了一大堆混血儿,走在街头一步三摇,身旁有人帮他们撑着巨大的阳伞,身后还跟着佩剑的卫士。葡萄牙裔或葡印混血女人穿戴华丽,除了偷情无所事事。她们服侍丈夫吸食曼陀罗,一种起麻醉作用的毒品,丈夫昏昏睡去,她们就去跟情人幽会。一旦奸情败露,不是她们毒死丈夫,就是丈夫杀死妻子。

在这些地方,异教徒似乎比基督徒的生活更加道德。他对印度教徒日常生活和卫生习惯做了细致的观察。婆罗门是当地印度教徒中种姓最高贵的,他们为当地扎莫林充当顾问或高级官员,同时也从事香料和药材贸易。耆那教徒都是些精明的商人。古吉拉特人相对英俊漂亮,肤色白,类似欧洲人,头上包着白色的头巾,留小胡子,白色的紧身长袍长及脚面,脚上穿着尖头朝上的红皮鞋,庄重但也有些怪异。果阿有阿拉伯人,他们信奉伊斯兰教,还有埃塞俄比亚人,有的是穆斯林,有的是基督徒,许多人是被贩卖来的奴隶。林斯乔坦还介绍了印度大量离奇的动物与植物,大象在村庄游荡,乌鸦可能俯冲进房屋抢走桌上的食物,1581年,葡萄牙人把一头大象和一头犀牛装上船,运回里斯本献给菲利普二世,这头大象,这头大象从里斯本到马德里,最后又到罗马转送教皇。

中国的制度习俗比较清晰,印度则远比中国复杂多样。耶稣会士们活动于从果阿到科摩林角的广阔地带,对于印度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。17世纪欧洲有关印度的信息越来越丰富,除了教会资料外,世俗商人提供的信息更客观更有趣味。法国旅行家弗朗索瓦·皮拉尔德17世纪初在果阿住了两年多,看到葡萄牙人殖民官和教士生活得像贵族一样,当然也有不少欧洲人在那里穷得像乞丐。果阿的宗教裁判所可能比欧洲伊比利亚半岛还严酷,新教国家的旅行者可能被关入监牢,严刑拷打。皮拉尔德到达卡利卡特的时候,距离达·伽马首航已经110年了。

欧洲人观察记录亚洲的热情与能力令人惊叹

现代欧洲人有一种耐人琢磨的开放品质,一方面他们掠夺、征服世界,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世界充满好奇与羡慕,细心观察详细记录。从印度到东南亚,从日本到中国,欧洲人观察记录亚洲的热情与能力,的确令人惊叹。拉赫20多岁动念开始这项研究,到近80岁出版了三卷九册巨著《欧洲形成中的亚洲》。弗朗西斯·罗宾逊评价这部巨著时说:“伟大的历史主题呼唤着伟大的著作。吉本的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、汤因比的《历史研究》、李约瑟的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,都是足以匹配并与它们所记述研究的那个伟大时代争辉的巨著。拉赫的《欧洲形成中的亚洲》也属于这类巨著。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念,也为新的历史观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与思想素材。”

《欧洲形成中的亚洲》是关于大时代的大著作。拉赫的研究大概有两层意义,一是现代欧洲文化形成中的亚洲知识状况;二是现代欧洲文化形成中亚洲文化的作用或影响。前者他着墨颇多,后者却论述不足,这样,拉赫研究的成果就与他的初衷有所背离。知识就是力量,欧洲人掌握了关于亚洲的大量知识,这些知识武装了欧洲的殖民力量,反倒成为欧洲最终征服亚洲的工具。如果说拉赫关注所谓亚洲对欧洲的影响,最终证明的是亚洲成就了欧洲的现代世界霸权,那么,拉赫最初“反写”欧洲中心论的意图又如何落实呢?或许落空?个人与历史,谁辜负了谁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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